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传承红色血脉的论文一篇
摘要：能源安全问题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际地位和外交空间。当前，大庆油田经过60年的开发，后备资资源接替不足，开发难度日益增大，稳产难度持续加强。大庆石油人通过围绕“加强党建、科技创新、拓展技能、狠抓生产和人才培养”等五个方面，不断挖掘、继承和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有力推动大庆油田持续稳产，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继续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能源战略;稳产
1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产生的背景
1949年新中国建立，国家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全国石油产量只有12万吨，全国需要石油1000多万吨，基本全部依靠进口，物资也及其贫乏，外储资金基本全部用于购买石油。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或缺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1958年中苏开始交恶，大批苏联专家撤离，实施技术封锁，国外资本主义国家打压新兴的中国，国内正处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大浪滔天中，国家建设和发展举步维艰。1958年川中石油会战的失利，让刚刚发展起来的石油工业，又处在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石破油出，惊天一喷，喜见工业油流，宣告了大庆油田的发现，打破了国外石油界流行的海相生油论，开始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历史性转变，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节，王进喜作为劳模来到北京，看到长安街来往的汽车都背着大气囊，羞愧难当、伤心落泪，誓夺拿下大油田，再来北京报喜。1960年6月1日，大庆首列原油外运，从发现到外运，只用了短短8个月时间，开创了开发世界级大油田的历史记录。
2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新时代内涵
能源安全问题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际地位和外交空间。一座油田的寿命大概二三十年，大庆油田作为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经过60年的开发，后备资源接替不足，开发难度日益增大，总体效益逐步下滑。油气勘探己转入低、深、难领域，长垣进入“双特高”，综合含水率达到94%以上，外围面临“三低”挑战，深层气进展艰难，“老问题”叠加之多前所未有，新问题解决如同滚石上山。要想持续稳产，难度极大。稳产极其重要，考验极其严峻。能不能继续稳产，是对全体大庆石油人的重大考验，也是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严峻挑战。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稳产是大庆石油人最大的政治和大局。面对日益严峻的稳产形势，大石油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挖掘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新时代内涵，围绕“加强党建、科技创新、拓展技能、狠抓生产和人才培养”等五个方面，“五轮并驱”全力服务油气，推动大庆油田持续稳产，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继续奠定坚实的基础。2018年大庆油田完成油气当量4166.8536万吨，目前仍保持着油气当量4000万吨以上的世界级水平，仍然占据着中国石油总产量的五分之一的份额。大庆油田依旧“老当益壮”。
2.1立足基层、强化党建促稳产
团结带领群众、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从会战时期的“员工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工人身上有多少泥，干部身上就有多少泥”发展起来的“三基”工作，是大庆油田的优良传统。始终注重抓基层打基础，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涵养基层战斗力。一方面以筑强堡垒、当好先锋为目标，加强党组织建设。为适应形势发展要求，设立三联型党支部，从上到下将不同岗位党员编入一个党支部，组成了一个全方位的有机整体，彼此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可分割，机关党建与基层党建有效融合，促成了一个个凝聚力强、战斗力强、执行力强的战斗堡垒。一方面以凝心聚力、创新创效为目标，加强群团组织建设。堅持以党建带工建、带团建，建立以职工服务中心、基层服务站点和职工小家为网络的三级服务体系，持续开展开办员工创新大讲堂，创建劳模创新工作室等活动，为员工成长成才、建功立业搭建平台。另一方面以同频共振、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强化机关基层有机结合，融入高质量发展这一中心。通过持续加强党建，完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在新时代“形”的重塑和“神”的重铸，构建了有利于保障大庆持续稳产、有利于企业持续深化改革、有利于增强广大职工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党支部，这些党支部承担起新的使命，焕发出新的精神状态，在伟大梦想的引领下，开拓创新，勇于变革、永不懈怠、团结奋斗，为油田稳产攻坚克难、保驾护航。
2.2立足实际、科技创新助稳产
资源有限，科技无限。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若要保障大庆油田稳产，希望在科技，出路在科技，根本也在科技。大庆石油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前瞻性，把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与坚持科技进步和不断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一直坚持“往远看、往前抢”，充分发扬“三超”精神、工匠精神和钉子精神，重科技、讲创新，按照油田需要、重大配套、生产急需和长远储备四个类别，实施跨专业、跨学科、跨单位联合攻关，群策群力，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着力解决制约勘探开发的瓶颈难题，科技攻关加快“新陈代谢”，既要把原有的优势开发技术做到极致，保持领先，又要找准差距不足，紧跟前沿。一大批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为油田发展的不竭动力，多项研发成果打破国外垄断，荣获国家和集团科技进步大奖。
2.3苦练技能、拓展能力保稳产
大庆油田经过多年的轮动开发，地下情况异常复杂，剩余油就像摔碎的盘子，纷乱无常。面对资源劣质化加剧、开发形势日趋复杂的实际，勘探与生产板块坚持向精细管理要效益，大力推行丛式井、平台井节约土地、精细油藏描述增加可采储量、细分注水提高注采效率等措施，最大限度提高每口井、每吨油的效益。随着定向井、大斜度井、水平井、丛式井的推行，沉睡在外围地下的致密油储量将成为原油稳产的现实接替。“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为了跟上钻井井型的多样性和年年大提速、年年创记录、年年保稳产的生产步伐，大庆技术服务企业坚持树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政治意识，保障大庆稳产的大局意识，一切为了油气服务的核心意识和一切满足油气生产所需的看齐意识。要求领导每月必须下基层跑现场，讲清任务和形势，调研检查、解决问题、给予指导;大力推进“四个合格”“四个诠释”主题实践活动，工地、工厂、前线、后线经常灯火通明、通宵达旦，无丝竹乱耳，无白丁往来，到处呈现出苦练技能、学习新技术的热烈场面。技能培训座无虚席，技能大赛争金夺银，这正是“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真切体现，是新时代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发扬。 2.4狠抓生产、苦干实干保稳产
大庆油田位于中国东北部，四季不分明、气候条件恶劣。一年一半夏季，一半冬季。夏季暴雨连天、道路井场泥泞湿滑，抬仪器时往往一脚下去，就拔不出腿。冬季漫天大雪、地冻三尺，零下二三十度施工属于常态，而夏季和冬季正是测井施工最繁忙的时候，时间紧、任务重。要想高效安全地完成施工任务，这些严酷的环境因素，必须战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多年的经验孕育出了“七分准备.三分生产”的生产理念，建立了一套指挥灵、行动快、制度严、抓的狠的生产组织系统。一方面在信息掌握上下功夫，采油厂、钻井队与各技术服务公司并网共享生产信息，及时了解采油厂生产计划，时时掌握钻井队施工井型和进度，因时、因地、因井，科学合理安排生产;一方面在生产准备上做文章，各项工作提前就位，项目列全、风险吃透、时间定准，不出纰漏。另外，生产指挥靠前站，工作重心不断前移，生产现场与机关后勤无缝衔接，一切以井为中心，围绕优质服务转，“白 黑”“5 2”，领导24小时轮流值班，手机24小时开机，生产调度24小时值班，保障队伍24小时待命，形成了主动沟通、主动担当、主动作为、主动出击、主动攻关“五个主动”服务精神，为油田勘探开发提供了快节奏、高效率的乐彩网app手机版的技术支持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的优质服务。
2.5搭建平台、培养人才保稳产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持续发展，离不开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素质优良、作风过硬的人才队伍。油田始终把当下与未来的关系作为人才培养的方向，一方面通过核心人才薪酬改革选拔了一批想干事、会干事、能干成事的人，把经验丰富、有两把“刷子”且愿意吃苦耐劳的同志安排到重点岗位，给他们搭平台、铺好路，尽其才、成其才，推动各项工作向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另一方面，紧密结合生产经营实际、岗位业务技能要求，加强青年人才储备，强化教育培训和實践练兵，以技能竞赛活动为抓手，深入开展“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以赛促学，以考促训，以比促练。出台具体奖励办法，在薪酬待遇、评先选优、职称晋级、选拔任用方面作为重要参考依据，激励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自主学习、自我提升，提高队伍的整体业务能力和技能水平，锻造成了一支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必胜的人才队伍。
3结束语
进入新时期，我们不断赋予大庆精神新内涵，使其成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宝藏，使其体现到新的发展实践中，把“爱国”情怀体现到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自觉维护国家石油战略安全上;把“创业”激情体现到解放思想、奋发有为，一心一意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上;把“求实”态度体现到严细认真、精益求精，在各项具体工作中争创一流业绩上;把“奉献”精神体现到时刻以国家和企业利益为重，自觉维护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大局上。时代催人奋进，新的征程任重道远，大庆石油人准备在新的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和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国家能源战略安全构建万里长城，续写“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华美篇章。
参考文献：
[1]尹卓然.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新时代内涵[j].现代，2014（3）：110.
[2]邵铭浩.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与传统文化创新思想的关联[j].大庆社会科学，2018（5）：23-24.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传承红色血脉的论文二篇
【提要】本文对企业家精神、企业成长及二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归纳提出了3个基本假设和16个从属假设。借助剔除了缺失项后的2321个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工具，透过研究所构建的模型，对本文提出的各个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本文基于样本公司数据，测算了企业家精神水平，并对不同类型企业家精神水平进行了简单分析。研究检验了样本公司数据与所构建模型的拟合性，发现样本公司数据能够与模型较好拟合。隐变量模型检验发现，关于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的假设，以及冒险精神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假设，得到了检验的严格的支持;但创新精神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影響的假设没能得到严格支持。在观察变量之间关系方面，只有4个从属假设得到了检验的严格支持。此外，研究发现，子样本与总体样本之间的检验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子样本之间在模型匹配性与输出结果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只有民营企业与制造业子样本能够与模型很好拟合，并输出有效检验结果。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企业成长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市场各类主体数量不断增加，企业家队伍日益扩大，企业家精神得到有效激发，整体处于较高水平。2000年后，伴随新经济的兴起和中国加入wto，新经济时代的技术派企业家蓬勃成长。2008年，一大批曾经经历过艰难创业与奋发拼搏成长的优秀企业，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及挑战，应对乏力。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入了中高速增长新常态，企业盈利水平持续下滑。导致这一不利局面的原因，既有国际宏观环境的恶化，也有中国企业家精神整体水平一定程度下滑的影响。一方面，发展顺境使得一些企业甚至不需自己作出努力，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扩张和分享改革红利就可以获得搭便车式的快速增长;虚拟经济部门的持续暴利，诱使大量产业资本脱离实业进入虚拟部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部分企业家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奋斗意识的逐渐萎靡。另一方面，创业继承也导致了企业家精神整体水平的下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业的那批企业家，绝大部分已经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需要下一代来继承事业;与第一代创业企业家相比，成长于相对优越生活环境的这些接班人，可能并不是一个具有创业创新精神、时代使命感与担当精神的好的企业家。如何再次有效激发企业家精神，恢复企业发展活力，摆脱经济下行困境，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而且亟需解决的关键难题。
二、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研究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企业家精神研究概述
1732年，法国经济学家康替龙在《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企业家概念，认为企业家是不确定性的承担者，要面对不确定的市场和承担价格风险（招锜昕，2013）。自此以后，学者们对企业家的概念内涵与企业家人格特质等问题展开了研究，19世纪西方学者们开始将企业家具有的某些特征归纳为企业家精神，但在英文术语使用上，企业家（entrepreneur）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常常互换使用。20世纪初，熊彼特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企业家精神。
国外学者们纷纷从自我研究视角，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阐述，而且在研究层面上也包括个体、组织与社会三个不同层面;彼此之间虽有共性内涵，但也有异质性理解，事实上很难给企业家精神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熊彼特（1934）认为，企业家最突出的动机在于“个人实现”心理，即企业家精神，包括建立“私人王国”、对胜利的热情、创造的喜悦、坚强的意志。彼得·德鲁克（1985）继承了熊彼特的思想，在其著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深刻阐述了企业家精神，指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是创新，认为“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它”。坎迪隆和奈特则将企业家精神与风险或不确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贾康、程瑜，2017）。柯兹纳（1973）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能够最早发现新机会并加以把握利用的能力。sextonandbowman（1984）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具有的精力充沛、有雄心、勇敢面对挫折的心理特征。gartner（1988）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创造性组织”。robertb.andersonetal.（2006）则发现土地的所有权和对这些土地上资源利用的权力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anamaraperedoetal.（2014）认为企业家精神来自于企业家个人特质的五个方面，即专门或以凸现的方式来创造某种社会价值的能力、识别机遇并利用机遇来创造该价值的能力、利用创新的能力、容忍风险的能力和拒绝接受可获得资源限制的倾向等。lynskey（2012）指出，企业家精神不仅表现为个体的行为特征，更表现为组织的特质;morris（2014）认为，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还应关注企业家的组织管理风格、组织及其环境的开放性互动。nijkamp（2013）认为应该从社会层面进行企业家精神研究，需要将企业过程或企业事件等“关系经理人”也纳入研究范畴;feldman（2001）则强调要关注企业家与背景的互动。
国内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内涵界定上同样没能形成共识。知网期刊数据库所收录的最早从事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文献是《上海经济研究》在1983年第5期发表的一篇介绍性文章，直到1998年年度收录数量才达到10篇。1985年，慰祖在《外国经济与管理》上发表了《成就、权力激励论与企业家精神》一文，成为国内最早从事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学者。张维迎和盛斌（1989）在《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中指出：区别企业家与一般民众的要素，是冒险精神、创新精神、不满足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汪丁丁（2000）把企业家精神概括为三方面：首先是创新精神，其次是敬业精神，第三是合作精神。高希均（2000）认为企业家精神具备有创意、有胆识、敢投资、担风险四个特质。贾良定和周三多（2006）认为，企业家精神由知识素养、创新能力和伦理品质三个层面构成。赵薇和杰弗瑞·德登（2010）指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思考、推理和行动模式，是一种追求机会、整体权衡、具有领导能力的行为。欧雪银（2009）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灵魂，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最本质的特征。李军和杨兴时（2010）认为创业精神是企业家必不可少的一个特征。钱颖一（2010）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取向，一种态度，是一种时常以新方式整合资源以提高生产力的心态。王丽敏等（2010）认为，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张玉梅（2014）指出冒险是企业家的天性。杨卫敏（2017）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想常人不敢想，干常人不敢干”的冒险精神、“乐于接受新的挑战，向未知领域挺进”的创新精神、“成功仅是前进的起点，建立一个又一个商业桥头堡”的不满足精神和“勇于承担责任，喜欢征服世界”的英雄主义精神。宋志平（2017）指出，企业家精神内涵主要包括创新精神、坚守精神、兼济天下精神。2017年9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将企业家精神概括为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 综合国内外关于企业家精神研究文献可知，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家精神具体内涵的理解存在不统一性，但对企业家精神基本内核总体上都是指向于创新与冒险。
（二）国内外企业成长研究概述
企业成长问题一直都是经济学和管理学长期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目前国内外已经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早在18世纪，smith、marshall和charlesbabbage等人就对企业成长问题进行了研究。marshall一直主张规模经济对企业成长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企业成长是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共同作用与竞争作用下优胜劣汰的结果，而企业家则是推动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商晨阳，2012）。stigler（1951）认为，在企业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不同决定性因素在发挥影响作用，推动着企业成长。hart（1995，1997）和stead（1996）认为，要实现企业持续成长，必须确保企业经济活动与宏观企业生态系统保持和谐。henriquesandsadorsky（1996）分析了顾客压力、股东压力、社区压力及政府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影响作用。hamelandprahalad（1994）认为，企业只有在动态环境下形成新的资源结构，才能适应外部形势变化，实现企业持续成长。laursenetal.（1999）指出，企业成长其实就是一个企业雇用、培育与激励员工的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lisak.gundryandp.w.harold（2001）指出，快速成长企业的创始人具有如下特征：强调市场增长和技术变革的战略意图、对企业成功更坚定的承诺、更愿意做出牺牲。leosleuwaegenetal.（2002）认为企业成长是规模扩张和不断学习的结果，企业信誉机制和普通法律制度则通过影响市场和要素资源的获取，进而影响成长速度。abell、crouchleyandmills（2001）考察了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等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tovebrink（2018）发现，组织邻近的动态互动可以补充中小企业能力，促进中小企业创新与成长。narjessb.ands.walid（2016）指出，文化通过控制其宏观经济影响，通过政治和法律制度，对企业增长有直接的微观经济影响。penrose（1959）《企业成长理论》的出版，正式将企业成长理论确认为了管理学的一个独立研究方向，并且构建“资源-能力-企业成长”分析框架。20世纪80年代，ichakadizes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按照时间顺序把企业发展过程划分成若干个阶段，从而开创了一种更具实践意义的企业成长研究方式。
国内对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起步晚于欧美学者。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才逐步有学者开始聚焦于研究企业成长问题。赵晓（1999）指出，企业内部资源的不平衡及其动态优化组合，是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吴国英（2003）认为，企业应充分通过有效学习来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童纪新和孙孝科（2004）指出，并购已经成为企业成长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李铭松（2004）发现，并购本身并不必然会带来企业的成长，企业只有高度重视资源整合，才能真正促进企业成长。贺小刚和李新春（2005）的研究发现，与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相比，企业家的关系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毛蕴诗等（2005）强调，企业成长主要取决于企业能力的培育。周鸿勇（2006）认为，软控制力的突破是家族企业健康成长的关键。孟杨（2006）认为，是企业的精神支柱，是企业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曹利军（2008）指出，创新是实现企业成长的关键所在。庄亚明等（2008）认为，关键种因子、优势种因子和冗余种因子等内源性因素是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郭凡生（2009）指出，企业家是推动企业成长的关键力量。汪建等（2013）指出，企业根据产业特征及自身优势来优化整合产业链并占据链中关键环节，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升级及产业链间的耦合以实现产业链优势和价值最大化，进而实现快速成长。方芳和蔡卫星（2016）发现，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企业成长，但这一促进作用受到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对小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无政府补贴企业的成长促进更加显著。吴先明等（2017）研究发现，工资扭曲对企业成长同时具有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工资扭曲可以提高初创期企业的生存概率。李贲和吴利华（2018）发现，开发区设立促进了企业规模成长，而且开发区设立对企业规模变化的影响与开发区级别、企业生命周期和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有关，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是开发区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传导机制。
从文献回顾可知，企业成长是一个复杂过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既有企业家个人因素的作用，也有来自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且更多地是受到来自外部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要推进企业持续健康成长，除了企业家个人自身的努力付出、正确决策之外，更多是要积极改造或是适应环境因素，最大化利用好外部环境因素的积极作用。
（三）关于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关系的研究
企业家精神造就了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主导了美国20余年新经济的兴起，也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为探索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埃森哲访谈了26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万名企业家，结果表明有79%的企业领导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成功而言至关重要，企业家精神也被认同为是确保组织健康长寿的关键基因。主流学术观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特殊技能的集合，是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综合才能的展示，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对企业生存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kantish.etal.（2002）的研究指出，企业家精神是推动拉美与东南亚创业与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braunerhjelmp.andb.borgman（2004）用数据检验了地理集中、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增长的关系，发现区域企业家精神和区域吸收能力是区域增长的重要解释因子。royt.andw.sander（2004）指出，企业家精神被公认为经济增长、竞争力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驱动力，而且政府部门可以在创业精神凝聚中发挥核心作用。richardsonj.（2004）的研究发现，创业活动可能是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创业活动也可能不足以促进经济发展。austinj.etal.（2006）指出，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企业等商业部门增长的引擎，也是社会部门迅速扩张的推动力。louzhao-hui（2010）分析了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发现与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相比，企业家的积极性对企业成长有着更为重要的正向影响。charliec.andy.hodon（2011）指出，在一個充满活力和不断变化的经济中，机会和竞争战略不断变化，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积累动态能力和创造可持续竞争力至关重要，对企业成长具有重要影响。bosman.andr.sternberg（2014）发现，城市地区比其他区域更富有创业精神，具有高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活动多样性的城市区域，往往表现出高于其他区域的企业家精神水平，有更多机会激励型创业活动。 陈俊龙等（2004）指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证明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秦辉和戚东梅（2004）认为，企业家精神以企业家素质为基础，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中国民营企业在创建期正是在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过聚荣（2004）指出，企业家精神、组织能力与成长密切相关，企业家精神在不断克服危机、积累资本的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是形成企业发展组织能力的关键动力，从而推动企业成长。贺小刚和李新春（2005）认为，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直接贡献十分有限，而且企业家能力的发挥受到经济结构和企业家背景因素的影响。任巧巧（2008）指出，企业家精神融合渗透在企业动态竞争优势之中，是维持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保障，对企业成长至关重要。周玉华（2010）通过对美、日等典型企业成长过程的考察，发现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企业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旷锦云和程启智（2010）认为，企业家精神能够提高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能够持续地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控制力，能够不断地提高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之本，是企业之魂。李杏（2011）认为，企业家精神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发展业绩。李淑芬（2011）指出，优秀企业家精神有利于把握企业发展方向，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效率提高，进而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增长。郭治楠（2013）认为，企业家勇于创新、敢于打破常规的精神有利于企业创新精神的养成，进而推动中国创业发展。毛良虎等（2016）发现，企业家精神显著影响组织创新能力提升、组织学习能力提高，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组织学习、组织创新间接影响企业绩效。
从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看，尽管绝大多数文献都支持了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成长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的论断，但也有极少数的文献发现，企业家精神对企业业绩或区域经济增长可能并没有必然的直接作用。而且在上述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了多数，关于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之间的量化研究并不多，而且没有学者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进行量化检验。显然，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
三、研究变量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本文研究视角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家精神与上市公司成长之间的影响作用。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作为研究工具，在文献回顾与评述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然后通过量化检验来揭示所设定的隐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与作用程度，验证研究假设的成立与否。
（二）研究变量的确定
基于文献回顾的结论，本文将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内涵理解为创新精神与冒险精神两个方面。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即是创新精神（cxjs）、冒险精神（mxjs）、企业成长（qycz）三个隐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综合考虑数据库所能够提供的上市公司数据，以及从直观定性分析角度出发，所猜想各数据与三个隐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决定以观察变量“研发强度”“技术人员占比”来测量隐变量“创新精神”，以观察变量“资产负债率”“投资收益占比”“小股东持股比例”来测量隐变量“冒险精神”，以观察变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来测量隐变量“企业成长”。
各观察变量定义如下：
研发强度（yfqd）：指样本公司年度研发投入支出占全部当年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技术人员占比（jszb）：即样本公司当年技术人员占当年全部员工的百分比。
资产负债率（fzbl）：指样本公司当年全部负债余额占当年全部资产总额的百分比。
投资收益占比（tszb）：即样本公司当年对外投资收益总额占当年全部利润总额的百分比。
小股东持股比例（xgbl）：即样本公司大股东以外其他所有股东所持股份占当年公司全部股份的百分比。
营业收入（yysr）：即样本公司当年所取得的全部销售收入总额。
利润总额（lrze）：即样本公司当年所取得的全部利润总额。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1.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冒险是一种敢为人先的担当，是一种敢于开拓全新事业的首创精神。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创新离不开冒险精神。然而在企业家精神研究领域，尽管有不少学者分别从政府规制与法制、金融发展、教育培训、个人特质等方面，深入研究了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但几乎没有学者就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之间的影响进行具体研究。不过，有一些领域的学者就冒险与创新之间关系进行了阐述。汪前进（2000）认为，创新需要冒险精神，创新意味着冒险，大创新意味着大冒险。许全兴（2002）指出，从认识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看，创新需要冒险，没有冒险就不会有创新。韩震（2002）认为，只有大胆冒险进入无法预见其前景的未知领域，才有可能实现创新。石国兴（2002）指出，创新精神由创新意识、质疑与批判、探索与求实、冒险与牺牲、坚韧与宽容等成分构成。魏寅（2018）指出，创新是一场“壮丽的探险”，惟有以“豁出去”的精神奋勇前行，才能率先抵达顶峰。不过这些观点，都并没有得到定量研究的检验。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1及其子假设：
h1：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其创新精神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h111：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其研发强度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
h112：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其技术人员占比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
h121：企业的投资收益占比对其研发强度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
h122：企业的投资收益占比对其技术人员占比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
h131：企业的小股东持股比例对其研发强度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
h132：企业的小股东持股比例对其技术人员占比有着显著的相互影响。
2.冒险精神与企业成长。尽管没有学者专门就冒险精神与企业成长问题进行研究，但在企业成长相关研究文献中，可以在创业导向下找到一些关于冒险性与中小企业成长关系的探索。朱吉庆（2008）指出，具有较强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对存在于国际市场中的机会具有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并且敢于通过冒险、创新和前瞻性行为来把握该机会，从而有效推动企业成长。勾丽（2010）指出，企业家主动性、创新性和冒险性对提高集群企业成长绩效有积极影响作用。周荣鑫（2012）的研究发现，创业导向创新性、冒险性以及先动性对企业环境洞察能力;变革更新能力、技术柔性能力和组织柔性能力存在显著影响，进而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都有显著积极影响。王静（2013）的研究发现，中小企业的企业家风险偏好程度越低，其成长性越强;也就是说，风险规避型企业家比风险中性和风险趋向型企业家更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的成长;王静认为，这一研究结论与众多学者崇尚的企业家冒险精神对企业成长具有重要积极作用的认知相悖。冯思宁（2014）的研究发现，在个体私营企业中，高层个体或者团队管理者更需弘扬创新、冒险等企业家精神，如此中小企业才能在发展迅猛的经济大环境中，更好参与市场竞争并获得更好市场效益，实现更快发展。金佩华（2014）的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创业导向会对企业成长产生直接影响，但创业导向三维度之一的冒险性则未能通过检验，也就是說，承风险担可能会对企业成长产生不利后果。王永杰（2015）指出，企业家精神所表现出的创新性、洞察力和冒险精神等特性，是中小企业成长的主要动机;但它既有可能带动企业在正确的方向上快速成长，也有可能使企业陷入风险和困境。恭元芳（2016）指出，冒险精神不仅能够改变企业思想和生存环境，还有助于完善企业创新文化制度，是推动企业成长的不竭动力。王洪岩（2017）指出，“互联网 ”环境下的冒险活动与企业成长绩效正相关。 综合而言，现有文献对冒险精神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存在不同观点，而且总体上认为冒险精神可能会不利于中小企业成长。总体上看，多数中国境内上市公司的规模可能都是中小企业，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及其子假设：
h2：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211：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企业营业收入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h212：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企业利润总额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h221：企业的投资收益占比对企业营业收入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h222：企业的投资收益占比对企业利润总额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h231：企业的小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营业收入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h232：企业的小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利润总额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3.创新精神与企业成长。关于创新精神与企业成长的研究，有一些是散落在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文献之中，也有一些文献专门针对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企业成长进行了研究。杨敬仁和万红根（2002）指出，企业应加强理念创新、科技创新、机制创新，树立市场意识，推进产品升级换代，激发员工创造性，进而推动企业持续发展。周雪晴（2003）认为，企业必须保持创新精神，努力突破由过去成功经验所形成的固有行为模式，才能在竞争中迎来持续发展。伍刚（2012）深入研究了创新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分析，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推动企业成长的主要因素。李冬艳（2013）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体现和核心反映，在引领方向、开拓市场、变革组织形式等多方面对企业成长具有突出影响。恭元芳（2016）指出，创新精神是乐彩网app手机版的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层次性和全员性特点;创新精神不仅能够改变企业思想和生存环境，也能夠完善企业创新文化制度，是企业成长的不竭动力。王洪岩（2017）指出，创新精神被学者们认为是推动企业成长的重要力量，在“互联网 ”环境下，创新意识与企业成长绩效正相关，产品或服务创新也与企业成长绩效正相关。
学者们一致认为，创新精神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是促进企业持续成长的关键动力之一。本文据此提出研究假设h3及其子假设：
h3：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11：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营业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12：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21：企业的技术人员占比对企业营业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22：企业的技术人员占比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研究对象与数据处理
（一）研究对象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在时间节点上，选择了2016年作为研究时点。因此，最终所收集的数据，即是来自wind数据库的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
（二）样本数据的预处理
尽管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软件amos可以容许输入存在缺失项的数据，但为了提高输出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决定剔除存在缺失项的样本数据。wind数据库实际收录有3443个境内上市公司2016年度的数据，不过有一些上市公司存在一项甚至多项数据缺失，不合适作为研究样本，因此被剔除。最终保留下来作为分析样本的上市公司，实际上只有2321家;其中国有企业795家，民营企业1436家，其他企业90家;制造业企业1715家，非制造类企业606家。
（三）样本数据的主成分提取
将2321家样本公司的研发强度、技术人员占比、资产负债率、投资收益占比、小股东持股比例、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数据输入到spss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指定提取三个主成分因子，得到输出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数据看，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共同解释了主成分1，研发强度、技术人员占比解释了主成分2，资产负债率、投资收益占比、小股东持股比例解释了主成分3。主成分分析得出的这一对应关系，和隐变量、观察变量关系的界定完全一致，严格支持了前文用观察变量“研发强度”“技术人员占比”来测量隐变量“创新精神”，用观察变量“资产负债率”“投资收益占比”“小股东持股比例”来测量隐变量“冒险精神”，以及用观察变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来测量隐变量“企业成长”的研究假定。
（四）企业家精神水平的初步测量
本文将企业家精神简单区分为创新精神与冒险精神，并分别用“研发强度”与“技术人员占比”来测量创新精神，用“资产负债率”“投资收益占比”和“小股东持股比例”来测量冒险精神。为便于变量之间的横向比较，先是对样本公司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换算，即以样本公司变量实际数据除以所有样本公司中该变量值的最大值，得到相对百分数;然后对样本公司各变量分别计算出平均数，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各变量均差异较大，仍不便于综合计算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并进一步计算企业家精神水平。因此，本文再一次对表2所列各类企业各指标均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基于二次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通过计算各观察变量的算术平均值，得到各类企业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与企业家精神水平值如表3所示。
表3数据表明，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水平略好于国有企业，而制造业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水平则明显好于非制造类企业。国有企业的创新精神显著优于民营企业，但在冒险精神上却明显落后于民营企业;非制造类企业虽然在创新精神上只是略低于制造业企业，但在冒险精神上却大幅落后于制造业企业。这一测量结果，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感知情况基本一致。
五、隐变量之间假设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与检验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对隐变量之间、观察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进行探索，因为结构方程模型可以采用因果模式、路径图等来描述变量之间因果关系（kliner.b，1998），并最终借助定量检验输出结果。相应地，结构方程模型也就包含有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侯杰泰，1994）。基于前文分析结果，本文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结构模型。 在amos模型估计方法方面，基于对全部5种估计方法的比较，选择了模型拟合性效果最好的一般化最小平方法。将预处理以后的2321个样本公司的数据输入到结构模型，在一般化最小平方法下，amos24运行后输出的模型拟合性结果表明，图1所示结构模型可以与样本公司数据较好拟合。多数学者认为，结构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整体拟合指数cmin/df的值若介于1-3为佳，4或5也属于可接受的临界范围;本文所构建的图1所示结构模型的cmin为28.200，df为11，cmin/df=2.56，显然属于1-3的较佳范围。此外，绝对拟合指标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97，调整后拟合优度指数agfi为0.991，也均大于二者的可接受临界值0.90。因此，完全可以接受采用图1所示结构模型来进行后续的研究假设检验。
（二）模型计算输出结果及其分析
调用图1所示结构模型，利用amos软件并采用一般化最小平方法进行估计，输入2321个样本公司数据，最终输出的模型路径系数结果如图2所示，其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研究假设h1、h2均得到严格支持，研究假设h3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支持。表4表明，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之间，存在有路径系数为0.71的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关系，而且这一相互作用在显著性水平为0.001的条件下高度显著。也就是说，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正向互为因果关系：随着企业家冒险精神的提升，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会增强;相应地，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弘扬，也会带来冒险精神的彰显。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企业成长之间的负向影响的假设也得到了严格支持：冒险精神对样本上市公司的成长存在有-0.74的负向作用效果，而且这一负向作用效果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条件下显著。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有0.44的正向作用效果，但这一路径系数不显著;但如果把显著性条件进一步放宽到尚可接受的0.1，也可以認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研究假设h3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定量检验的支持。
（三）子样本计算输出结果之间的比较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将2321家样本公司按照所有制区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三类，将样本公司按照行业区分为制造业与非制造类两类;因此，得到了5个样本量不等的子样本。分别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与非制造类4个子样本数据输入到图1所示结构模型，得到如表5所示结果。
表5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子样本和非制造类子样本数据与结构模型不匹配，无法通过模型得出正确检验结果。这一结果可能与子样本的样本数量有关;国有企业子样本只有795个，非制造类企业子样本更是只有606，分别明显少于民营企业子样本的1436个与制造业子样本的1715个。民营企业与制造业子样本，均与结构模型相匹配，能够输出正确计算结果;但两个子样本的检验结果都与总体样本的结果不一致，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在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之间关系、冒险精神对企业成长影响作用方面，都存在与总体样本不一致的问题。虽然总体样本的检验结果支持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的互为因果关系，但民营企业、制造业子样本的检验却发现，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存在的是相互间的显著负向影响。显然，在民营企业或制造业企业，企业家冒险精神的增强，或显著遏制创新精神的发挥;反过来，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提升，会抑制冒险精神的增长。
此外，尽管总样本中发现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民营企业、制造业子样本中，却发现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对企业成长表现出正向作用;也就是说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可以给民营企业或制造业企业带来企业成长的积极贡献。综合来说，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制造业企业，企业家冒险精神的提升，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创新发展，但却有助于推动企业成长。
六、观察变量之间假设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各观察变量之间假设检验结果与分析
冒险精神的观察变量“资产负债率”“投资收益占比”“小股东持股比例”，与创新精神的观察变量“研发强度”“技术人员占比”之间的作用路径，及研究假设h1的各从属假设如图3所示。图3基于全部2321家样本公司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amos运算输出的路径系数及其检验结果见表6。
图3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虽然研究假设h1得到了检验的严格支持，但假设h1的6个从属假设中，却只有假设h111、h131得到了严格支持，其他假设都没有得到支持。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研发强度之间标准化作用路径系数为-0.23，且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而且二者之间是负向相关。企业的小股东持股比例与研发强度之间标准化作用路径系数为0.09，同样也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即二者之间存在正向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关于资产负债率与技术人员占比、投资收益占比与研发强度、投资收益占比与技术人员占比、小股东持股比例与技术人员占比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的假设h112、h121、h122和h132，都没能通过研究检验，它们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不成立。
（二）冒险精神与企业成长各观察变量之间假设检验结果与分析
冒险精神的观察变量“资产负债率”“投资收益占比”“小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成长的观察变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的作用路径，及研究假设h2的各从属假设如图4所示。将2321家样本公司数据输入图4所示模型，amos运算输出的路径系数及其检验结果见表7。
图4所示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研究假设h2的从属假设中，同样多数都没能得到检验的严格支持。小股东持股比例对营业收入的标准化作用系数为-0.15、对利润总额的标准化作用系数为-0.12，而且均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这表明企业的小股东持股比例确实对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假设h231和h232都得到了检验的严格支持。企业的投资收益占比对利润总额的作用系数为-0.01，不过由于显著性水平高达0.767而未能通过检验，所以没能得到支持;对营业收入的作用系数为0.00，同样没有能够得到检验支持。资产负债率对营业收入的标准化作用系数为0.12，对利润总额的标准化作用系数为0.09，而且均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但这与本文关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的假设相反，所以从属假设h211和h212也都没有得到检验的支持。 （三）創新精神与企业成长各观察变量之间假设检验结果与分析
创新精神的观察变量“研发强度”“技术人员占比”，与企业成长的观察变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之间的作用路径，及研究假设h3的各从属假设如图5所示。2321家样本公司数据输入图5所示结构方程模型后，amos运算输出的路径系数及其检验结果见表8。
图5所示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假设h3下的4个从属假设都没有得到检验支持，这一结论与研究假设h3没有得到检验支持的结论相一致。实际检验发现，研发强度对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的作用系数都为-0.08，而且都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即意味着企业的研发强度对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有高度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完全相反。企业的技术人员占比对营业收入的作用系数为0.03，对利润总额的作用系数为0.02，虽然都为正值，但却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假设h321和h322也都没有得到检验支持。
七、主要研究结论
首先，本文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测量。以往的文献，更多是借助于量表或其他问卷方式收集调研资料，以主观评价数据来对企业家精神水平进行测量。这种测量或多或少带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容易在不同测试样本中发生较大变动，即使是相同样本，也可能会出现测量结果的差异。本文采用了中国上市公司的客观数据，通过对客观数据的两次标准化转换，测量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水平值，并且计算了企业家精神的水平值，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水平进行了比较。
其次，只有部分研究假设得到了检验支持。在3个隐变量假设中，假设h1和假设h2得到了严格支持，只有假设h3没有得到检验支持。而在16个从属观察变量假设中，只有假设h111、假设h131、假设h231和h232共4个假设得到了检验的严格支持，其他14个研究假设都没有得到研究支持。这一结果可能说明，观察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同作用，以共同构建了隐变量之间的作用结果，而单独的观察变量测量，由于忽略了这一协同作用，所以难以有效呈现出观察变量之间的作用效果。
再次，民营企业、制造业子样本与总体样本之间检验结果的差异，可能表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风险偏好差异。由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制造业企业比非制造类企业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导致民营企业、制造业企业愿意承担更大投资经营风险，从而在经营上采取了更为大胆冒进的举措。而这种冒险行动，一方面给民营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带来了更高的风险回报收益，加快了企业成长进程;另一方面，可能也导致民营企业或制造业企业减少了对技术创新的关注，甚至会挤占创新资源，即表现出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的负向影响。
最后，创新并不必然直接带来企业成长。创新能对企业成长做出积极贡献，但这种贡献可能并不必然表现为二者之间的直接关联，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多个因素的综合结果。尤其是研发投入的增加，其实从短期看可能是直接带来企业利润总额的减少。事实上，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创新投入已经成为调节当期利润的手段。部分上市公司在当年利润增长超过预期时，往往会借助增加研发投入，来调节利润的过快增长;相反，在利润增速下滑或是盈利减少的情况下，减少研发投入则成为粉饰财务报表的备用手段。中国部分上市公司的这种非常规做法，显然影响了实证检验的结果。此外，检验结果的不支持，可能还与本文没有对企业规模进行控制有关。上市公司规模差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应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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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恭元芳：《浅谈企业创新精神与企业成长》，《知识经济》，2016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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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招锜昕：《企业家的概念界定》，《当代经济》，2013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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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国，湖南工业大学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航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双螺旋驱动机制、路径及对策研究”（批准号18vsj08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真实控制权、社会资本与上市公司终极股东剥削行为研究”（批准号71372200）阶段性成果。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传承红色血脉的论文三篇
摘要：在多克特罗的历史小说中，叙事者多为认知能力敏锐的作家或学者等知识分子。多克特罗赋予这些认知主体一种“僭越的精神”，让他们在追溯和理解历史的过程中获得伦理唐悟，做出各异的身份和道德选择。本文认为，在多克特罗的历史写作中，个人对历史的参与和认识，成为一种塑造个人身份、实现个人自由并界定个人伦理责任的一种途径。
关键词：多克特罗僭越的精神历史认知伦理
多克特罗（edgarlawrencedoctorow，1931-2015）是当代美国为数不多的一流小说家之一。他致力于小说表征历史之可能性的写作实验，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美国历史上多个重要时期。本文通过分析多克特罗多部小说叙事者的历史认知过程，认为多克特罗利用这些认知主体来解析现实和历史，揭示出个人对历史的参与和认识，成为一种塑造个人身份、实现个人自由并界定个人伦理责任的一种途径。
多克特罗的小说叙述者多为作家、知识分子等认知能力极为敏感的人，他用这些认知主体来反思和解析历史，在其小说中建构了一种关于历史的认识论。其第一本小说《欢迎来到艰难时世》的叙事者布鲁，在奄奄一息之际写下了19世纪80年代达科他州小镇从建立到毁灭、再从重建到二度毁灭的历史。在传统西部小说中，广袤的西部给予开拓者关于天堂的想象，成为财富和自由的象征。但多克特罗笔下的西部收回了它对人们美好的许诺：在哈德泰姆斯镇里，好人难得善终，坏人横行无忌，罪恶周而复始地出现，成为人类境况难以拔除的一部分。小说中二度袭击小镇的头号反派特纳有一个代号式的名字“badman”，他所到之处无不一片狼藉，象征着暴力和罪恶的无所不在。然而，他代表的外部罪恶并非导致小镇覆灭的唯一原因。在小镇内部，欣欣向荣的虚假表象之下的利益争端、人心分裂和道德滑坡早已为其结局埋下了罪恶的种子。弗兰克·谢尔顿（frankw.shelton）指出，哈德泰姆斯镇居民对于历史不假思索的乐观主义，不过是人类对自身完善性空洞的幻想，这种幻想让人们把邪恶看作是外在于自我的东西，从而误信文明可以成为经济和道德的保障。身为小镇创始人的布鲁悲痛地写道：“西部和我的生活简直如出一辙：这里的色彩让我们目眩神迷，等我们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场骗局、一个可悲的断言时，已经太晚了。”布鲁的记录描述了一个在人类贪婪和自私中腐化堕落的西部文明共同体，它也因此成为美国式历史进步信仰的反神话叙事。如阿伦·特拉亨伯格（alantrachtenberg）所说的：“作为神话和经济实体，西部通过政治经济合并与暴力对全国社会文化之形成产生不可或缺的作用。神话与剥削、合并与暴力在这一过程中齐头并进。”小说通过解构西部神话揭开了美国表面光鲜但内里充满罪恶的历史，在其中历史呈现出不断重复的面貌，也不乏“今昔未变…‘进步是幻象”的悲观意味。但小说对历史的展望也不尽然是悲观主义的，布鲁为解释小镇命运做出的努力，似乎暗示着人通过认知力的不断完善有可能走出笼罩着罪恶的历史迷雾。布鲁的书写行为意味着被阅读的希望，他期待这段历史在后来者的阅读中带给他们有意义的反思。
出版于1971年的《丹尼尔之书》是一本讲述审判的小说，它本身也成为一种对历史的审判。小说的主人公丹尼尔·艾萨克森是20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有关艾萨克森夫妇——即他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的阴谋叛国案。丹尼尔的成长和追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与他的历史意识的完善是分不开的。在一开始他就认为，历史是难以把握和认识的：“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情。一切都是难以捉摸的。上帝如此，革命道德如此，正义如此，人的本性也是如此。”“诗人不知道人类历史进程到底是进步，是戏剧，是倒退，是循环，是波动，是涡流，是向右或向左的螺旋，又或者只是一个连续体……证据存在但是又模糊不定。”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他称自己为“体认的罪犯”（criminalnfperception）和“精神上的他者”（psychicalien），他的父母是向苏联泄密的叛徒，而他则是把美国黑暗的秘密泄露给美国的更为叛逆性的“叛徒”。他自比当代的艾伦·坡，因为艾伦·坡作为一个书写异化的作家是他的榜样，他希望他的书写能够媲美艾伦·坡——挑战和破坏关于美国例外论的种种妄想。对于丹尼尔而言，书写历史既是疗愈性的，也是颠覆性的，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和政治颠覆的手段，他依靠讲述达成了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对他来说，如果生活要继续，那么他的过去以及他对美国的过去的理解，就是一个必须要直面和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他的个人历史才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衔接起来。
“体认的罪犯”这一身份的隐含之意：观察世界、追寻历史真相的行为带着非法性和僭越性，为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因此，主动去感受和认知，就成了一种伦理行动，对官方制度以及它对真理的建构产生了威胁。从性质上来说，多克特罗的小说也是僭越性的，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极富感知力和体认能力。如果说主动感知即是僭越，那么不去感知便是对官方主流话语投降。
多克特罗的叙事者，无一不在对世界和历史的感知中，基于自身经验创造属于自己的叙事，将自身感受和经历转变成个人历史。他们都在对历史的书写或追问中试图解放自身，要掌握属于自己的叙事，就必须摆脱外在的强制。类似布鲁和丹尼尔这样的“体认的罪犯”在多克特罗小说中比比皆是。《拉格泰姆时代》的叙述者小男孩是一个冷静的体认者，他不疾不徐的叙述口吻传达出一種开放而多元的历史展望。如他所观察到的，他的白人父亲和母亲想要逃离内在于历史进程之中的差异与变化，把他们在新罗歇尔的房子当作远离历史入侵的港湾，最终被证明不过是幻想。在父亲远游北极期间，母亲努力应对历史变化，成长起来，变得强大而自信。母亲收留了黑人女子莎拉和她的婴儿，并能正常地与科尔豪斯一家交流，父亲则始终持有顽固的种族观念，不愿变通。父亲失去面对现实的勇气之后郁郁而终，他从新世纪中退了出来，而母亲则进入并适应了这个新世纪。父亲之死象征着父权制文化的衰落，也象征着女性开始逐渐以更为平等的身份进入20世纪历史舞台。同样，《世界博览会》的叙述者也是一个行将成年的小男孩埃德加，他的讲述呈现出一种历史连续性。小说的高潮之处是埃德加参观1939年的世界博览会。世博会展现出人们心目中二十年之后，即1959年的景象——技术腾飞、物质丰盛、社会高度文明化。但埃德加意识到，世界博览会作为人类对未来历史的想象，不过是构筑于虚假乐观主义之上的幻想，它并非希望的象征，只是基于一种无视历史的科技信仰。和丹尼尔一样，埃德加也在这种人造历史环境中认识到了人生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获得了对于自身直觉和自我创造力的信心。 在多克特罗的小说中，历史叙事构成了一种认识论，一种关于主人公或叙述者如何在认知上走向成熟的过程。这些“体认的罪犯”都极富多克特罗所说的“僭越精神”（aspiritoftransgression），都是在挣脱观念束缚、学会自由思考和反思之后，才真正认识到个体承担的历史责任。多克特罗要做的，正是唤醒人们身上“僭越的精神”，冲破思想的枷锁，去反思、批判甚至是抛弃那些已经滞后于历史进程、阻碍当下现实的观念。在多克特罗小说中，充满自我意识的反省激发了主人公或叙述者心灵中困惑、犹豫、怀疑的状态，促进了他们对历史、社会和自我的认知探索。《供水系统》中佩姆伯顿一路回溯历史，最终揭露了资本家与政府权钱交易、资本与科学合谋损害民众利益的丑恶行径;《上帝之城》中的牧师佩姆伯顿和小说家艾弗瑞特，也是通过对《圣经》和基督教历史的质疑，才得以不断返回到历史之中，认清了权力机制和戏剧化人性在基督教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纽约兄弟》中的兰利是一个最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公然挑战关于上帝、婚姻、战争等的主流认知，其“替代品理论”对历史的总结和概括，充满了对于人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思。从上述作品中主人公的历史探索中，可发现多克特罗似乎是在倡导一种保罗·利科所说的以自我叙述（narrativesoftheself）来达成的“动态主体性”（dynamicsubjectivity）。在《追求叙事的生活》一文中，利科写道：“我们称之为主体性的东西，既不是一种非连续的事件序列，也不是在演化进程之外的不变实体。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只有动态的叙事结构才能创造出来的身份。”在多克特罗那里，这种动态主体性是在个人对历史的参与和认识中，来塑造个人身份、实现个人自由并界定个人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学者索尔·弗里德南德曾说：“伦理与历史的认识论维度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联系。”即便是非常推崇叙述史观的海登·怀特也不得不承认，切入历史的视角，不管在认识论上如何多样化，归根结底还是道德的。对历史的认知始终要以伦理关怀为依托。在多克特罗的历史写作中，历史认知与伦理问题一直相互缠结，众多小说人物在探索历史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的伦理启悟，做出了各异的道德选择。他的小说以“僭越的精神”为鼓舞，呼吁人们通过体察历史，成为富有道德内省的个体，从而树立关于历史的负责任态度和理念，更好地理解当下身处的世界并獲得关于自身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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