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正式成立。它在指导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也密切关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情况。
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久，中国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20年春，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中国，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以及能否有条件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此时，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正在着手筹备建党。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指导和帮助。
从1920年6月开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于同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和日本的东京、法国的巴黎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可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
马林是荷兰人，由于长期从事革命活动，被欧洲各国的情报部门和外交部门视为一个危险分子。他这次以记者的身份来华进行活动，其行踪受到公共租界和荷兰驻华大使馆情报人员的监视。
尼可尔斯基的身世则显得更为神秘。他于1898年12月10日出生于（俄罗斯）外贝加尔省巴尔古津县奇特坎村的一户犹太人家里。俄国十月革命后，他被谢苗诺夫的白军抓住当兵，不久他所在的犹太连举行起义。他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并在战斗中负伤。1921年2月，他在身体恢复出院后，被调到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司令部侦察处工作。1921年7月参加了中共一大后，他仍长期在苏俄的情报部门任职。1938年2月23日，他被苏联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的工作人员以远东边疆区右派托洛茨基组织的参加者和日本间谍的罪名被逮捕。不久遭到枪决。
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在上海与李达和李汉俊等进行了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
经过充分的准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中共一大。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党成立后，积极探索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在这一过程中，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和共产国际二大制定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他十分关心中国革命问题，希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加强团结，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宣言和其他决议案，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还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种抉择。这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后来也出现过一些消极影响。
共产国际主张和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这场大革命的发生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加紧压迫中国人民所激起的强烈反抗，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运动的兴起，也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党的二大后，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成为党的工作重点。但是，孙中山当时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应当正视现实，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但这一主张不为大多数党的领导人所赞同。共产国际在听取马林的汇报以后，批准了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委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马林这次从莫斯科来中国，把共产国际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指示直接打印到穿在身上的衬衣上。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并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个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举行。在大会召开之前，共产国际内部就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是否迁往广州，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但最终还是决定迁往广州。大会在讨论时，陈独秀、马林同张国焘、蔡和森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讨论结果，大会正式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与此同时，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下，孙中山也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并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实现后，在苏俄政府的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与此同时，国共合作也促进了工农运动的重新高涨。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加剧，统一战线内部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面。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五大制定的采取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确定党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工农力量，并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此后不久，标志着大革命高潮到来的五卅运动和和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共产国际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精心指导。共产国际执委和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等共同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的工人与东方被压迫人民全力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全苏联总工会并派代表团来华，向中国工人表示慰问。1926年2、3月间，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全会第一次专门就中国革命问题通过决议，对中国工人运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共产国际、苏联的支持下，从1926年7月正式开始的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一路凯歌，在半年多时间里，就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势力，占领了长江流域大部分省份。全国革命形势特别是湘鄂赣粤等省的工农运动发展尤为迅猛异常。中国大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半途夭折，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但对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共阴谋和活动，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对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形成和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
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复兴，但其“左”倾理论又使中国革命再受巨大损失
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以“清党”的名义大批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中国革命的形势转入低潮。
1927年７月中旬，当中共中央准备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时，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来电报，指出：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中共中央经过分析，认为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并决定按计划如期举行南昌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共产国际新派出驻中国代表罗明拉兹出席了会议，并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了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后，党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一系列武装起义。各地起义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红军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1928年6月，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斯大林、布哈林等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对大会亲自给予指导。
在中共六大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亲自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大会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实现工作转变和中国革命的复兴，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以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
党的六大后，党在白区的组织和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相继建立起了赣南闽西等十几块根据地。
在此之前，经中央政治局提议、共产国际批准由毛泽东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字早为共产国际所熟知。他和朱德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苏联《真理报》和《国际新闻通讯》上。
由于误传，1930年3月，共产国际总部机关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专门为毛泽东发了一份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虽然这份讣告是根据误传的消息发出的，却反映了共产国际对朱毛红军的重视。共产国际批准由毛泽东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特别是中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现许多重大失误。受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领导人提出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和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越来越“左”倾，以致中国共产党内“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左”教条主义错误接连产生。特别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共产国际负有直接的责任。它给党的白区的工作、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红军反“围剿”战争带来了重大损失，最后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丢失，红军不得不走上极为艰苦的长征之路。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这些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也标志着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共产国际支持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最终支持和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共产国际实行了战略的转变。1935年7月、8日间，共产国际七大确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同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八一宣言”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一宣言”传到国内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了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的观点，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定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的这一电报精神，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中央根据“逼蒋抗日”的方针，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全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领导人担忧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国共合作的新环境和新任务，认为“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王明等人于1937年11月被派回国内。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坚持独立自主等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会后，王明等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右倾错误主张。他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提出了许多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在组织上，他不尊重也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便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援。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书面报告大纲，又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这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有关决定，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回国，由任弼时接替其工作。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的时候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随后，王稼祥一行启程回国。在从兰州到延安的路上，他遇上了一伙打劫的土匪。在密集的枪声中，王稼祥机智应对，终于保住了重要文件和物资。
回到延安，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共产国际指示和这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团结一致和统一领导。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大大减少了对中共内部事务的干涉，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在组织上也进一步独立。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鉴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需要，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6日，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明确认为这是一个“英明的措施”。6月9日，共产国际发表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宣告共产国际及其各个机关全部解散。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骤。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全党统一了思想，增加了团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此真正走上了完全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一、通过团结获得解放
世界革命力量团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是1919年前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强调了联合不同国家的工人共同进行反对资本和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的必要性。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中得以体现。
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于1847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与创立。该组织的章程规定：“同盟的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摧毁旧的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然而，形成真正的群众性工人阶级组织的条件是后来才出现的。这得益于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以及对自身利益的觉醒。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创立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尽管存在内部矛盾，但在组织无产阶级的协同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8小时工作制、保护妇女和童工的决议。在关于工会的决定中，提出了将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主张。这一切都成为工人反对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权力斗争的重要环节。而且，马克思的支持者还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土地社会化、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思想。由于第一国际支持巴黎公社，遭到了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欧洲陷于反动的氛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1876年，国际工人协会解散。
恩格斯继承了已故朋友和志同道合者的事业，领导了建立新的联合组织的工作。创立于1889年的第二国际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然而，到20世纪初，一些党的修正主义立场得到了加强。他们推行阶级合作、“劳资关系和谐”、拒绝革命斗争的思想。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机会主义占了上风。德国、法国、英国的社会党的领导层支持“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的口号，甚至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的成员。这些人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转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阵营。第二国际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二、在通往共产国际的道路上
唯一忠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思想的政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在《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宣言中，列宁难过地指出：“在这一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关头，当今的第二社会主义国际……的大多数领袖力图以民族主义偷换社会主义。由于他们的这种行为，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不但没有起来反对政府的罪恶行径，反而号召工人阶级使他们的立场与帝国主义政府的立场一致起来。”由此，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强调，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自己的阶级团结，捍卫自己的国际主义，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反对各国‘爱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集团的猖獗的沙文主义。”
列宁号召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人彻底决裂并建立新的联合组织。他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工人群众定将冲破一切障碍创立一个新的国际。机会主义目前的胜利是不会长久的。战争造成的牺牲愈大，群众就会愈加看清机会主义者背叛工人事业的行为，愈加认清把枪口转向各自国家的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必要性。”
建立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步骤是1915年的反战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来自11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包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与会。然而，很大一部分代表反对同第二国际决裂，并拒绝“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之后，在会议上组建了列宁领导下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坚持与第二国际领导人彻底决裂，并强调只有社会革命才能确保永久和平。
第二次国际反战会议于1916年在昆塔尔举行。会前，列宁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寄给了不同国家的左翼社会党人。提案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通往真正民主和平的唯一途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吁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决裂。虽然会议的中间派大多数不接受布尔什维克关于和平和创立第三国际的口号，但左翼的立场得以加强，团结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者朝着建立共产国际迈出了下一步。
第三国际成立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十月革命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它为全世界的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各社会党的左翼摆脱了机会主义，组建了新的组织。1918年，共产党在德国、匈牙利、波兰、荷兰和其他几个国家诞生。许多社会党转到了革命的立场。
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是创立新的国际的倡议者。该党始终如一地实践了团结各国劳动人民与资本主义进行胜利斗争的思想。列宁写道：“我们是反对民族仇恨、民族纠纷和民族隔绝的。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力求实现各民族工农的紧密团结，力求使它们完全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
共产国际创建的组织工作始于1919年1月。在列宁的倡议下，莫斯科召开了苏维埃俄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芬兰、拉脱维亚共产党及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组织的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际大会的召开，通过了告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团体的呼吁书，并制定了新的国际纲领草案。
三、首批伟大胜利的旗帜
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举行。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决定建立一个新的联合组织，讨论并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和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在这些文件中，十月革命之后的时代被称为资本主义衰败和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开始的时代。为此需要与机会主义彻底决裂和实现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
第三国际宣称是先前联合组织的后继者，同时强调了第三国际与先前组织的根本区别。正如1919年3月7日的《真理报》所指出的：“如果第一国际预测了未来发展并指出了其路径，第二国际聚集和组织了一百万的无产阶级，那么第三国际是进行公开的群众性行动、采取革命性措施的国际。”大会文件强调：“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抨击足够了，国际共产党的任务是推翻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呼吁所有国家的男工和女工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这已经是第一批伟大胜利的旗帜。”
共产国际局是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领导机构，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完全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且它只对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负责。
应该强调的是，共产国际并不只是将不同国家的政党联合起来，它还成为许多国际组织的中心。其中包括共青团国际、红色工会国际、援助革命战士国际组织、红色体育国际等。在共产国际麾下，还开办了一些教育机构：国际列宁学校、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劳动人民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人民大学。
共产国际的最后组织安排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在彼得格勒开幕，从7月23日到8月17日继续在莫斯科举行。与第一次代表大会相比，第二次代表大会更具代表性。来自37个国家的67个组织的217名代表来到苏维埃俄国参加大会，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
列宁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了两个同样令人不能容忍的错误：一个是低估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度，另一个是幻想资本主义制度可能迅速自动崩溃。为此，列宁重申了他在大会开幕前不久发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主要观点。其中，他揭露了所谓的“左派共产主义”、宗派主义、否认党的纪律、缺乏与群众组织的联系等，并呼吁同“左翼”和右翼的机会主义作斗争。
为了帮助世界共产党避免错误，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该文件第21条内容包括：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原则，与改良主义者彻底决裂，承认民主集中制，合法和非法斗争方法相结合。
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章程》。其中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非常重要。该决议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世界革命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将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与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联系成统一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开辟了绕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向社会主义发展过渡的前景。与此同时，大会强调了同民族主义偏见斗争的必要性。
四、争取统一的工人阵线
由于革命浪潮的衰退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稳定，来自不同国家的共产党人需要妥善地重建防守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布尔什维克在新经济政策的框架内这样做了。但是，共产国际的一些支部，包括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的共产党，要求继续采取进攻策略，这不能不反映在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的辩论中。来自52个国家103个政党的605名代表于6月22日齐聚莫斯科，并继续工作至1921年7月12日。列宁的观点赢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这一观点在7月1日的演讲中得到了论证。列宁指出，共产党人不应该坚持旧的、在过去曾是正确的，而如今已被生活本身从议程中删除的口号。有必要分析总的形势并根据形势改变策略。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这意味着号召立即对资产阶级堡垒发起进攻的口号不现实。那些要求这样做的人是在把无产阶级推向致命的冒险，并可能摧毁自己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扩大群众支持和共产党人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最重要的任务。在某些情况下，这并不妨碍与其他政治组织就组建统一的工人阵线达成妥协。最后，大会批准了列宁提出的策略提纲。
在1922年11月至12月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继续讨论策略问题。列宁在他的报告中解释说，革命的暂时退却可以、而且也需要用来准备对资产阶级制度进行新的进攻。这在欧洲极右翼独裁政权确立的背景下尤为重要。在分析意大利和匈牙利的事件后，共产国际在当时就预见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巨大危险，并指出，抵制这一危险的主要手段是统一的工人阵线。有鉴于此，制定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这一口号可以理解为“为了共产主义思想征服广大无产阶级群众”。
共产国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下一次共产党的聚会是在列宁逝世几个月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并且笼罩在对无产阶级领袖的纪念氛围之中。大会批准的提纲指出，共产国际活动的主要任务是组建真正的列宁主义政党或者说将其布尔什维克化。这样政党的主要特征是：群众性，机动性，不接受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忠诚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团结一致。
托洛茨基主义的活跃——无论是在联共（布）内，还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强烈要求对之加以揭露。1925年3月至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称托洛茨基主义为“孟什维主义的变种”，它掺杂着欧洲机会主义与激进的左翼言辞。
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揭露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彻底的反革命性质。大会还强调了资本主义所有矛盾急剧恶化时期已经迫近，这可以从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迹象中得到证明。大会决定号召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同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作斗争。大会强调，捍卫苏联“符合阶级利益，是国际无产阶级光荣的义务”。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章程和纲领。纲领对资本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进行了科学阐述。在国际形势恶化和反动势力进攻的背景下，该纲领要求加强纪律，要求所有共产党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决定。
法西斯主义者在德国上台，这要求共产国际对新的条件进行深思熟虑的集体分析并采取相应的策略。1933年底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强调，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人阵线作为打击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主要手段。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成为巩固进步力量的历史性重大事件。大会于1935年夏天召开。各代表团的组成很好地反映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在76个组织中，只有26个组织能合法工作，其余组织都处于地下状态并遭到追踪。被投入法西斯酷刑室的恩斯特·台尔曼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除了关于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活动的报告，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下：法西斯主义的攻势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任务，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大会明确而深刻地将法西斯主义定义为“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具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的、恐怖主义的独裁统治”。因此，将重新审视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以及统一一切能够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新的世界大战威胁的力量都列入议程。大会制定了人民阵线的理念——在统一的工人阵线的基础上团结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以及形成人民阵线政府作为广义的阶级联盟政权的原则。此外，大会断定新的瓜分世界行动已开始。大会认为战争的主要煽动者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帝国主义政权。一旦法西斯侵略开始，共产党人和工人要站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士的前列，并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要“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协助红军战胜帝国主义军队”。大会的决定对世界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共产国际对20世纪30年代反战和反法西斯运动的贡献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在法国和西班牙，人民阵线上台执政，他们动员群众投入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创建了反日统一战线。
五、共产国际的遗产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和德国法西斯军队入侵苏联，共产国际及其政党处于对敌斗争的前线。与此同时，出现了共产国际继续存在是否合宜的问题。首先，共产国际的建立在各共产党的形成阶段是完全合理的。但随着各党的加强，国际的既定组织形式在某些情况下变成了无产阶级组织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需要对共产国际能否成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中心作出重大调整。侵略国的许多党处于地下状态，而其他党则在遭受进攻的国家内开展活动。这要求他们制定独立的策略，统一领导几乎不可能。最后，为了确保反法西斯力量行动的统一，有必要消除一切干扰，包括关于苏联干涉别国内政和某些共产党缺乏独立性的谎言。出于这些原因，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解散共产国际，所有支部都支持这一决定。
关于共产国际的目标，斯大林曾认为，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在于，组织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其任务如下：第一，在巩固西方的共产党方面、在共产党争取工人群众中的大多数方面进行工作；第二，在加强西方工人争取工会团结的斗争、加强我们联盟中的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友谊……方面进行工作；第三，在加强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国家的解放运动之间的融合方面进行工作，因为这些运动是我们同帝国主义斗争中的盟友；第四，在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因素方面、在社会主义因素战胜资本主义因素方面进行工作，因为这一胜利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进行革命性变革至关重要。因此，他认为，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必须把自己的任务集中于团结整个国际工人阶级，以进行预防战争、保卫苏联、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战争的斗争上。为此目的，工人共产党员必须首先征服具有革命思想的非共产党的工人、无党派人士、社会民主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会会员，以及属于纯粹资产阶级组织的诚实工人。
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共产国际已经完成了这些任务。其历史意义在于，在世界范围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群众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推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动员劳动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捍卫自己的利益，加强了工人的国际团结，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引上了一个新的水平。共产国际开展的工作为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共产党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并形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并没有失去彼此的联系。194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波兰成立。它联合了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1956年不复存在，国际合作形式改为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会议于1957年、1960年和1969年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通过的纲领性文件有助于分析国际关系体系和世界革命进程。
与此同时，在一些共产党的活动中，尤其是在苏共中，负面倾向有所增强：官僚化，教条主义，理论工作的僵化，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苏中关系的恶化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打击。在许多欧洲共产党中，逐渐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转向欧洲共产主义立场，这造成了持续至今的欧洲左翼运动的深度危机。
对苏联的罪恶的破坏和东欧的一系列天鹅绒革命导致革命力量暂时减弱。然而，共产主义理想只是过去遗产的说法破产了。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使得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并成为世界强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继续在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进行。尽管来自帝国主义的压力巨大，但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府并没有放弃。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拒绝接受带来贫穷、不平等和腐朽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他们在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中看到了出路，而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确信正义和社会进步。
今天的共产党正在扩大接触，并寻求加强联系的方法。自1998年以来，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每年如期举行，第19次会议在俄罗斯举行，纪念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0周年。会议通过的文件发表了对全球发展趋势的总的看法，并强调了全球的各进步运动之间协调行动的重要性。
共产党的区域联合也在进行。共产党联盟—苏共（скп—кпсс）联合了原苏联空间的18个组织。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党每年在圣保罗论坛的框架内会面并讨论热门话题，并邀请其他大陆的客人参加。
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共产主义力量之间加强联系。世界资本主义正变得更具侵略性和更加无耻，它彻底扔掉了“民主”和“人权”的面具。在这样的条件下，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提上了日程，这一任务只有坚定地站在争取社会主义的纲领之上的共产党能够完成。
正如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资产阶级“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抛弃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因为除了他们，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为了这项事业的成功，铭记并了解共产国际的经验至关重要，而近日正值共产国际创立100周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陈独秀主持了会议，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维经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出席1924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先后在大会上讲话。各区、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的工作情况。
大会回顾了三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情况，肯定了上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以及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围绕着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等11个重要决议。大会闭幕前一天，正值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大会为此发表了《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
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五人组成中央局并驻中央局。
中共四大的主要缺点和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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