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历史情况
尊敬的党组织：
根据文件《关于对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遵守政治纪律、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政策情况进行督查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单位实际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自查，现将自查结果汇报如下：
一、政治学习情况
建立了政治学习计划、制定了政治学习管理及考勤办法。认真宣传学习了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对比文件要求，我单位还应充实学习内容，认真落实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自治区纪委八届二次全会精神。同时，要尽快成立领导
小组，建立工作机制，为学习有序开展做保障。
二、遵守政治纪律情况
通过政治学习，召开讨论会、会等形式，不断强化本单位干部职工遵守政治纪律、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意识，加强建设。对本单位、党支部的各项重大决策均实施民主集中评议后做决定，杜绝领导独揽大权，独断专行现象。
三、民族团结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组织干部职工宣传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治区民族团结条例、宗教事务条例等有利于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的民族政策法规。同时结合今年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各级干部赴基层服务群众转变作风”等主题活动，在进村入户的走访过程中向农牧
民群众进行民族团结、宗教事务条例等法规政策的宣传，不断深化各族干部群众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意识。
四、维护稳定政策落实情况
在日常工作中认真上级部门及县委、政府各项维护稳定措施，与破坏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三股势力”做坚决斗争。认真化解信访矛盾纠纷，为乌什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做出了贡献。要进一步建全本单位维护稳定工作的机制，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作为维护稳定工作的指导。
五、党员干部履行职责和作风情况
全体干部职工都能树立民族团结意识、树立为民服务的群众观念，对待来访群众热情接待、认真记录、及时转办、按期化解。定期进村入户调查民情，排查矛盾纠纷为群众解.
政治历史情况
作为一名普通学习者，对政治和政治学有着自己狭隘的理解，拿来与大家分享，以鞭策自己学习，不妥之处，请指正。（基于马克思主义有关观点）
政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反映着政治现象的本质。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利益的基础上，社会参与者，通过权力，确认、维护和保障其权利的社会关系。
政治起源于人类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及其落后的时代，血缘关系对政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原始社会中，氏、胞族、部落及部落联盟四级组织维护和协调彼此内部和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矛盾。经过乱婚、群婚等漫长过程，当族外婚姻阶段时，人类进入了氏族公社时期。由于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先后形成了以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等阶级的对立。伴随着阶级之间的利益对抗，出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社会。同时，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对抗，比如封建地主阶级中大地主与小地主对抗，资产阶级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这体现了协调和管理。毕竟对抗的消失不意味着矛盾的消失。可以说，人类经历了无政治社会、体现非阶级利益差别与利益维护和管理的政治社会、以阶级利益对抗和政治统治为特征的政治社会、以非阶级的利益差别协调和公共利益维护和实现的政治社会，再到无政治社会的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从经济方面：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力，构成了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基础，推动者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的发展。同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
从法律关系方面：同作为上层建筑即机密联系又有区别。政治通过政治权利进行分配，法律通过特定政治权力主体制定和认可。政治是法律产生和发挥的前提。
从宗教方面：宗教是人类为了制造神的信仰而形成一套世界观、社会认知的总和，是特定的社会意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与政治发生联系，形成政教合一。宗教需要借助社会政治权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壮大队伍，强化戒律，把社会幻想变成现实。作为被统治者的精神鸦片，是巩固和实施统治的思想工具。中世纪欧洲，教会势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奴隶时期，统治者将自己统治比作上天的安排……伴随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宗教已不再支配社会政治生活，但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从道德方面来看：通过以善恶为中心的社会规范和标准维持与政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政治是经济基础和利益关系的直接体现，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受经济关系支配；政治的强制性与道德的软弱性不一致；道德是以个人为作用对象。联系体现在：政治可以改造道德，使其为统治者服务；道德规范着政治成员的政治行为。
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的学问。核心是政治关系的研究。是一门学科。它融合了哲学、经济、法律、社会学等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
政治学的发展伴随着社会历史时期的演变，也伴随着中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演变。
从西方政治学发展看：奴隶社会时期，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城邦为背景，撰写了《理想国》和《政治学》，形成了古典时期政治学。欧洲中世纪奥古斯丁等人主张蒙昧主义、禁锢主义政治学说，即神学政治学。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意大利马基雅弗利和法国博丹，分别著《君主论》和《共和十六书》，创造了资产阶级学说和主权理论。20世纪70年代，西方政治学从政治理论和政治行为两个方向发展。在此期间，由于马克思主义深刻揭露了政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实现了政治学的革命性变革，因其体现着人民性，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所以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对政治实践的指导意义。它就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进行了说明，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
从中国政治学发展看；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771年的夏、商、周是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时期。商朝是神权统治、王权专制思想，西周有了明德慎罚思想。到公元前221年，封建制形成和确立，出现了诸侯争霸局面，代表周王朝的奴隶主统治日趋衰弱，诸子百家围绕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各抒己见，形成了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礼治”和“德治”为主，核心为“仁政”；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法”、“术”、“势”为主要内容，以明令显法和统治术驾驭人民；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法自然”为思想核心，强调“无为而治”；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兼爱”为中心，主要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统治等等。自秦汉到清晚，中国封建延绵2000多年，中央集权一直是其基本特性。经历了两半社会民族危难时期，中国探索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起点的社会主义国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中国传播开马克思雷宁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一代领导人坚持马列主义不动摇，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伟大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
政治历史情况
在政治学研究中发现“历史”，或将历史带入中国政治学研究，是一个新的学术命题。这并不是说之前的政治学研究没有历史感；毋宁是说，中国政治学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它在重新估量学科的发展方向。在做这样的反思时，它重视中国历史或文化遗产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正面关系，在解释现实和期冀未来时，关注历史因素的相关性。要理解这一转变及其意义，我们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脉络之中。
政治学的国情传统及其偏离
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系统恢复。从此，它的发展便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的命运紧密关联。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文革”的反思、对于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的思考，引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出现的问题以及落后的状态主要与制度有关。在一些学者那里，对制度的重视演变为“制度决定论”，自觉或不自觉地假设，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不但在价值上是普遍的，而且在经验层面也是无条件的、超越国情的、与文化背景无涉的。作为这种观点的一个副产品，传统中国文化被作为一个负面资产来处置。
回过头看，这种想法其实已经偏离了政治学的学术传统。毕竟亚里士多德讲《政治学》，讨论城邦政治，是有条件的（所谓国情因素），包括城邦的规模大小、人口数量，等等。古希腊城邦政治后来被更大规模的政治体所取代，但讨论政治学的国情传统却延续了下来，并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那里得到了光大。实证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之后，这一传统以“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方式得以曲折地表达。据说，在美军占领日本，对其进行全面改造时，麦克阿瑟相当尊重日本的政治传统，就有文化人类学者、《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的贡献。作为对照，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为袁世凯复辟而进行的国情论证则以失败告终，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陪葬品。但无论成败，政体/国体选择与国情考量之间的历史联系在学术界一直没有中断。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西方政治学者开始将国情因素排除出政体选择的思考？从逻辑上讲，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是技术层面的，这就是密尔所说的代议制政府。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秩序中，代议制提供了一个组织政府的技术工具，从而将古希腊的直接民主转化为民族国家的间接民主。不管国家规模的大小，都可以通过代议制来建立政府。第二个因素更基本、更重要，这就是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普世化。西方知识界对自由民主大抵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与基督教文化联系在一起，不一定适合非西方世界，萨托利和亨廷顿都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但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似乎有所变化）。另一种认为，自由民主虽然在西方生成，但是一种普遍价值，具有超越文化和国情的“普世”意义。这一陈述割断了自由民主与基督教文明的原生联系，为自由民主制与其他不同文化传统的结合提供了可能。
现实环境和思考语境的变化
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与美国强势推行“普世”价值的做法在时间上相当。在先进和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分析框架下，这种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内嵌到中国政治学里面。现在为何要将这段历史作为反思对象？因为作为政治学研究者，我们身处的现实环境和思考语境在短短三四十年中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中有三个因素值得认真对待。
第一，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这种成就远远超出了世人的想象。显然，要从理论上解释中国发展的奇迹，诸如威权韧性论等观点是不可能提供充分解释的。
第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带来的结果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至少与人们当初的乐观预期呈现出明显反差。这意味着虽然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发挥作用的效果如何并不取决于制度本身，受制于制度所寄生的环境和土壤。这就将制度之外的因素带进来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与国情关系的学术传统。
第三，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转折点，西方世界本身发生了诸重危机，其中有些是结构性的或体制性的，都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解决的。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西方的形象至少经历了三种样态。一是美好的西方，寄托着人类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理想；二是学习和追赶的对象；到今天，则是一个反思的对象。与中国崛起一样，对西方形象的认知在短时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
重新认识中国政治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反思并不是某些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对时代转型的一种学术回应，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一个内生产物。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重新认识中国政治以及如何认识中国政治。这包含着两个相互依存和递进的环节：一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中国转向，二是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历史转向。前者是指必须在理性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更新比较政治学中的中国知识，将中国政治作为一种特定类型来看待；后者是指只有在历史视野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何中国政治呈现出今天的面貌，才能说明中国政治将向哪个方向演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
我现在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国土或国家领土意义上的大一统对于中国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大一统这一要素对于近现代中国政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哪些影响？今天，大一统对于当代中国的政体选择是否存在制度层面的制约？我们不妨在逻辑上将“城邦政治”与“大一统政治”作为人类政治共同体的两个极端。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范式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具有自身的、不同于西方的（古代）国家建设进程，并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这一传统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刺激下，转化为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诉求。如果将这一传统设置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价值前提，那么由此提出的政治学问题是，这一前设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范围内规定/制约了我们对于政治体制类型的选择？
很长时间以来，政治学者的注意力放在关于优良政体的思考和体制转型的分析，政体选择与大一统匹配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进入研究视野。发生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故事以及当今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提醒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根据中国国情来设置政治学研究议程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赞成“历史政治学”的提法，它为我们寻找和研究真问题指出了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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